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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助推城市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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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光明網  2020-03-12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國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明显短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城市是國家的重要空间形态,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其在國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关键作用。推进國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建立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由于组成要素的复杂性、人口结构的聚居性、资源分布的密集性及人员交往的频繁性等,城市相较于农村而言社会风险更多、治理难度更大。总体来看,城市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最大,也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疫情的爆发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极大挑战,其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短板亟需解决,一些探索和经验也有待系统总结。

  一是坚持“政治”要求,提升现代城市的组织引领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發展成就举世瞩目。城市發展带动了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市民生活交往形式日益多样,城市成为要素自由组合、人员随机流动的高速运转“机器”。

  當疫情突如其來之時,如何在多元化的城市中實現對社會的“再組織化”,迅速組織和廣泛動員廣大市民積極參與防控,這對于城市應急管理而言是一個頗爲棘手的問題。在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下,“政黨嵌入社會”和“組織動員群衆”是城市治理的基本路徑和特征,黨組織的組織力往往決定了疫情防控的效果。地方黨組織和政府通過“黨組織引領”“黨員幹部帶頭”“服務型嵌入”等舉措,構建起以基層黨組織爲內核的群防群治體系。這爲最大限度地通過組織途徑迅速整合防控力量,切實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救治,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擴散,爲城市整體防控工作的有序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如北京市區兩級下沈幹部7.4萬名,每個社區(村)至少一名區級幹部,一名街鄉幹部,全市18.9萬名在職黨員主動到社區報到。深圳在第一時間構建起社區小區聯防聯控工作運行機制,迅速在全市700多個社區、4800多個花園小區、1800多個城中村織密織牢防控網絡。因此,需要從“政治”的高度全面夯實執政黨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的群衆基礎,建立健全民意暢達機制和渠道,整合社情民意和利益訴求,密切基層黨組織與群衆的魚水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在利益多元化的城市社會中充分發揮政治引領作用。

  二是坚持“法治”要求,提升现代城市的依法管理能力。此次疫情发生后,一些城市为确保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结合防控实际情况完善了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如上海通过了全国首个省级疫情防控紧急立法,出台了个人隐瞒病史将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的相关规定;廣東省研究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全面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的修改完善纳入立法规划、优先安排,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疫情能力,全力推进法治示范城市建设。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在抗疫过程中仍存在依法防控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等问题,“一刀切”地采取了“一律劝返”“锁死家门”等“硬隔离”的防控措施,甚至出现执法简单粗暴,防疫执法人员与群众发生争执纠纷和肢体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民主法治观念淡薄、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难执行、执法协作机制欠缺、执法监督不力等现实问题。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強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職責,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疫情防控和城市治理工作,加強對黨政幹部、防控人員的依法監督,切實堅持執法爲民、嚴格執法、有法必依,杜絕暴力執法、野蠻執法、以人壓法等錯誤思維和行爲。法治是推進新時代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各級政府和領導幹部要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將“法治”要求貫穿于城市治理全過程,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防控風險和維護穩定的能力。

  三是堅持“共治”要求,提升現代城市的協同治理能力。現代意義上的治理本質上是多元主體能夠共同參與的“共治”,是政黨、政府部門與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公民等多元主體彼此合作的網絡型治理,在相互依存的公共環境中共擔社會責任、共享治理成果。在此次疫情應對過程中,我國的大多數城市特別是一些超大規模城市,難能可貴地迅速構建起了街道、社區、小區、城中村、工業區、樓棟等爲基礎的聯防聯控共治網絡。

  同时也需注意到,基层的资源配备、人才配置等与其承担的抗疫责任和负担还不匹配,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联动性有待加强,疫情联合研判和信息共享机制仍须完善,迫切需要加强城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合作应对和共治能力建设。在我国现行的城市治理实践中,普遍实行的是“市-区-街道-社区”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多层级管理结构,城市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的纵向链条过长,逐级授权和任务下压是其基本特点。此种纵向权力的分层式设置和多级别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导致有时信息情况汇报不及时、防控处理不到位,甚至出现一些“会议抗疫”“文件抗疫”“填表抗疫”“拍照抗疫”“谈口号、不谈口罩”等形式主义。由于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片面强调各部门的自身利益和任务要求,加之城市治理的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没建立,基层抗疫过程中客观存在多头管理、相互扯皮和责任推诿现象。因此,应按照“扁平、精简、高效”的原则,尝试推进城市治理的层级缩减和职能整合改革,促进各个职能部门的协同治理,形成“市—街区”的扁平化社会治理格局,改变“主管部门责任淡化、属地责任难以落实”的治理困境。推行國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网络型治理,构建“党-政-居-社-群”协同参与现代城市治理的共治新秩序。

  四是堅持“智治”要求,提升現代城市的科技支撐能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將“科技支撐”作爲完善新時代社會治理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要素。科技抗疫是此次疫情防控的突出特點,大數據排查、智能體溫檢測、物流“黑科技”、快速分離病毒毒株、部分疫苗研發等等,科技手段成爲抗擊疫情和轉化爲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加大對醫療衛生和科學教育事業的資源投入和政策傾斜力度,加強科技人才和團隊的培養體系建設,擴大、優化和提升應急安全人才和社會治理人才培養的規模、結構和質量,深化應急管理的産教研融合,大力扶持公共安全新産業、新業態和專業機構的發展。

  另外,還需正視公共危機事件信息來源彼此獨立、信息平台相互排斥、信息處理難以關聯互助、信息運用不能互換共享的數據壁壘和信息孤島現象,其具體表現爲部門信息系統建設各自爲政,管理和運行標准不統一,職能部門間的信息共享與業務協同機制欠缺,信息的采集、使用、發布、公開和共享制度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出台共享公共危機事件信息資源的整體性制度安排,建設跨部門協同的數據共享交換平台和信息系統,健全職能部門間的信息共用和業務協同機制。秉持統一平台、系統整合、信息共享、資源共用、業務協同的理念,以整合構建統一的應急數據共享交換平台和信息系統爲重點,盤活各個部門的公共安全信息數據庫資源,推動平台資源整合和多方利用,逐步推進各級共享交換平台對接,支撐公共安全信息資源的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互通和協同共享。

  (作者: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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