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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呼喚中國新型智庫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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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人大重陽網(何亞非)  2020-01-21

  習近平主席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混亂無序,中美關系更是跌宕起伏,已經進入長期複雜、敏感的戰略博弈和競爭期。

  这几十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发展中國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既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國家里面,特别是美国,国内矛盾的恶化,社会分化、分裂严重,狭隘的“身份认同”、“身份政治”成为“政治正确”。

  前不久我在香港参加一个 Asia Global Dialogue,美国知名的哈佛大学的傅高义老教授也出席会议。像这样级别的美国学者在讨论会上做主旨演讲,他不是站起来就开始讲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的派头,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他说因为中美关系非常敏感,所以我必须要念稿子。结果他从头到尾完全是按照稿子上讲的一句一句地念。我想到的就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正确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

  美國國內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泛濫,“白人種族主義”死灰複燃。我覺得資本主義在美國顯然已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危機。我很贊同周樹春總編輯講的我們要好好研究制度問題,美國現在出現的危機就是制度性的危機。美國國內矛盾激化必然外溢,首先就表現爲美國對中國發展異常焦慮、反應激烈,兩國關系趨于緊張。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決定了兩國博弈競爭不僅對雙邊關系會産生重大影響,也將決定今後我們是建立、鞏固開放性的世界,還是墮落爲相互割裂、相互封鎖的世界。

  同时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洗礼,给人类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乃至國家竞争带来重大变化。各个大国都加大了新技术研发的投入,都寄希望于技术革命能够改变世界经济不断下滑的状况,都寄希望于大国在技术革命中占据先机,在竞争中占据先机。

  這個大變局對中美關系有很大影響,而中美關系的演變本身又是大變局變化的一個外部因素或者重要的變量。

  一是美國的對華戰略判斷發生根本性改變,鎖定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兩黨和社會各階層對此已達成基本共識,曆史罕見,足見其嚴重性。

  還是傅高義先生的講話,他念的稿子通篇沒有一句話談到中美合作,對中國沒有一句肯定的話。過去美國學者講中美合作不是50%比50%,也是60%比40%。談到我們的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等等,他們還是會談論中美兩國合作的地方,可以合作的領域,而這次一點沒有講。

  中美關系在過去40年能夠經曆風雨而持續合作,這來自于兩國發展戰略、對外戰略具有契合點,有相同的地方,而經濟全球化則爲中美合作提供了國際環境。在過去40年或者說30年,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思想是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引導中國采納美國的發展模式,進而推動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在意識形態上向美式的民主靠攏。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成績和我們政治制度的實踐打破了美國的幻想。美國對中國的發展由戰略上的焦慮,轉變成對中國發展的戰略誤判,現在預測中美兩國已經陷入全面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即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不絕于耳。

  二是美國對華新戰略以競爭爲主線。最近自稱爲美國中間派發表對華講話,把對中國的競爭量化爲80%,把中國的合作量化爲20%。但這還有一個前提,20%的合作要建立在80%的競爭對美國有利的情況下,才會有20%的合作,這就是所謂美國現在新的中間派的看法。

  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主要反映在一系列相互呼應,步步進逼的政策和做法,包括經濟科技的脫鈎、地緣政治和軍事的遏制、意識形態孤立和妖魔化,利用貿易、南海、香港、台灣、新疆等問題對中國極限施壓,幹涉中國的內政,企圖迫使中國屈服。

  三是以班侬、納瓦羅爲代表的極右派,他們所主張的文明沖突論,已經從美國政治的邊緣走向主流,或者逐步走向主流,開始影響美國對華戰略的制定。我們知道亨廷頓把文明分爲三個: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西方文明顯然是高高在上的,它對付了伊斯蘭文明,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以後,現在它把目標轉向對付中華文明。2020年的美國大選政治更是抹黑中國、唱衰中國成爲美國政治正確的一個重要組成。

  美國建國時就自稱爲上帝的選民和“山上的燈塔”,自立國以來,美國具有極強的文明、宗教、種族的優越感。現在這些優越感對制定對華政策、對華戰略的影響日益明顯。

  四是尽管中美关系出现了各种变化,但是全球化的大方向不可能逆转。美国一家独大“American century”已经终结,这是事实。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也从“西方独大”向“东西方共治”的方向演变,国际关系民主化逐步形成势头。全球生产链的巩固、生产者的自我调节、消费者追求更好商品的愿望,都是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即便中美贸易战继续,全球贸易流也会自我调节,就像一条大河,这条路走不通它会流向其它渠道,两国贸易流就会转变成三方或多方贸易流。美国是世界最大市场,现在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是世界的资本运转中心,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也是美国西方企业巨额利润之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美都举足轻重。两国经济已深度融合,构建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系统,支撑世界经济。所以美国坚持要把贸易战打下去,强行对中国商品征税,这一定会瓦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秩序。WT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美经济冲突还会蔓延升级为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竞争和博弈,这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都难以估量。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全球化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方案,包括“一帶一路”、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多次强调建设新时代新型中国智库的重要性。新時代呼喚中國新型智庫的成長,希望中国智库为沟通中外、创新思想做贡献,为中国发展和对外交往提供智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中国特色的思路和方案。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十八大以來,中國有一批新型智庫在成長、在發展。在目前面臨中美競爭前景難蔔的新局面,中國智庫需要擔負起曆史的責任,在以下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第一,繼續講好中國故事和中美合則兩立,鬥則俱傷的道理。講故事、講道理需要三個基本要素:一要有好的故事;二要有講好故事的人;三要有講好故事的平台。這方面人大重陽、光明日報、中國網等等都是做得很好的傑出的代表。人是第一位的,所以要花很大的力氣培養黨性強、業務精、視野廣、胸襟寬的智庫人才,要建立人才的儲備,充分利用政府、媒體、大學、企業各方面的資源打通“循環門”,讓智庫人才在體制內流動起來。

  第二,建立新型智库就需要智库人始终坚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对外战略;学习中国文化、历史、制度,了解中国国情。学习掌握各种新知识和交流手段,特别是要善于运用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学习了解其他智库所在國家的文化历史,知己知彼。

  第三,新型智庫主要從事文化、文明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這就要求中國智庫要了解中國文化和對象國文化的基本內涵和不同,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克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隔閡和障礙,打通不同文化溝通交流的渠道。我們既不能被西方的話語體系牽著鼻子走,或者試圖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講中國的故事,也不能只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自說自話;關鍵是要融合,要用對方聽得懂、聽得進去、能夠理解的方式和話語來進行交流,真正做到入心入腦。

  第四,智庫是做人的工作,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因此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學習。剛才我聽周樹春總編輯講他與兩個外交官的交流,中國智庫就是應該這樣,不能像美國智庫那樣居高臨下,永遠認爲自己是對的,用教訓的口氣。當然我們同樣也不能自卑,不自信,遇到敏感問題繞著走,這也是不行的。

  最後,我希望我們中國智庫要抓住曆史機遇,真正成爲具有國際影響力、競爭力的智庫。光我們自己排名還不一定夠,要真正得到人家的認可。西方智庫已經經營了幾百年,對世界輿論有很強的主導影響力,西方話語體系的力量有巨大的慣性,我們的智庫和中國話語體系起步晚,所以要更加做更大的努力。中國的智庫任重而道遠,但曆史責任舍我其誰。

  總書記強調,我們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需要強大的智力支持。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的智庫是大有可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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